李凤歌这个人，平时在局里谁见了都得叫一声“李姐”。她是那种你根本不会多看一眼的老实人，四十来岁，头发随便挽着，常年穿单位发的制服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也不怎么跟人闲聊。她每天中午去食堂打饭，从来不打贵的，就两个素菜加一碗米饭，有时候连汤都不舍得要。打完饭也不在食堂吃，用饭盒装好，骑上那辆嘎吱响的电动车回家。大家都以为她是回去照顾老爷子，谁也没多想。
其实她家那点事，局里人多少知道一些。丈夫也是警察，被派到海外常驻，一年到头回不来几次。弟弟不争气，因为诈骗进去了，判了好几年。父亲得了尿毒症，每周要透析，后来医生说有一种进口药能稳住病情，但一盒就要好几千，一个月下来光药费就顶她大半个月工资。追债的人还经常上门，砸门、泼油漆、在楼道里写大字，邻居报了好几次警。李凤歌那段时间整个人瘦了一圈，眼窝深陷，有时候开会开到一半就走神，盯着窗外发呆。
台湾军情局那边盯上她，就是看准了这个口子。一开始派人接触她，是在她家楼下那个小菜场。一个自称姓朱的男人，四十多岁，戴个金丝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的，说是做医药生意的。他先跟李凤歌搭话，聊了几句家常，然后很随意地提了一句，说他手上有渠道能弄到那种进口药，价格比医院便宜一半。李凤歌当时没搭理他，甩开就走了。朱应甲也不急，隔三差五就在菜场“偶遇”她，每次都说几句话，从不提别的事。
后来朱应甲换了策略。他先是通过关系帮李凤歌的弟弟还了一部分债，那些追债的人突然就不来了。李凤歌觉得奇怪，去问弟弟，弟弟说有个好心人帮忙调解了，对方答应不再闹事，还写了谅解书，说他表现好可以争取减刑。李凤歌心里咯噔一下，但没往深处想。再后来，朱应甲直接托人给她送药，说是“朋友之间互相帮忙”，不收钱。李凤歌退回去两次，第三次对方把药放在她家门口就走了。老爷子吃了药，精神明显好了些，还能认出她了，拉着她的手说“闺女你瘦了”。李凤歌站在床边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朱应甲看准时机，开始跟她摊牌。他说你只要帮我们做点小事，药管够，你弟弟那边我们也能继续帮忙，甚至你父亲要是愿意，我们可以接到台湾去治，那边的医疗条件比大陆好。李凤歌当场就拒绝了，说你们别做梦了。朱应甲也不恼，笑了笑说你再想想。
软的不行就来硬的。先是弟弟那边减刑的事突然卡住了，狱警说他“态度不好”。接着妹妹在单位被人举报，说她利用职务之便给自己捞好处，虽然查无实据，但领导找她谈了好几次话。再后来，医院那边说进口药断货了，要等三个月。李凤歌跑去问，人家说厂家那边出了问题。同一天晚上，她家门口被人用红漆喷了“欠债还钱”四个大字。她站在楼道里，手一直在抖。
她心里清楚这是谁干的。她也知道自己该去报告，该找组织。可她回到家，看见父亲躺在床上，脸肿得发亮，嘴里含含糊糊叫她的名字。她弟弟从监狱里写信来，说姐你救救我。她坐在厨房地上，抱着膝盖哭了一整夜。
第二天，她主动联系了朱应甲。
从那以后，李凤歌就变了。她开始留意蒋在珍的行程，把消息传出去。北京那次行动，她负责盯曹了平，结果跟到一半她说跟丢了，其实是故意放走的。林看山那边也是，她提前给那边透了风，林看山才跑掉的。每次做完这些事，她回家就坐在阳台上抽烟，一根接一根。她以前不抽烟的。
朱应甲那边倒也守信用，药按时送来，情报费每月一万二，用信封装着塞在她电动车坐垫下面。李凤歌拿着那些钱，先去药店买药，剩下的存进一张卡里，她从来没动过。有一次朱应甲的人让她再搞一份内部文件，她犹豫了，说这个不行。对方立马翻脸，说你要是不干，你弟弟那边我们就不管了，你爸的药也别想要了。李凤歌咬了咬牙，还是给了。
她每一天都在煎熬。有一回她半夜跑到局门口，想进去自首，在台阶上坐了半个多小时，最后还是站起来走了。她怕，怕自己进去了，父亲没人管，弟弟没人管。可她也知道，自己已经回不了头了。
魏广进查内鬼的时候，第一个排除的就是李凤歌。谁怀疑她啊？她连件像样的外套都舍不得买，中午吃饭连个荤菜都不打，谁会想到她是内鬼？可测谎仪的数据不会骗人，两次行动的时间线和她的值班记录对不上，再查她的银行流水，虽然没大额进账，但那张卡的存取记录还是露了马脚。马憩知道结果那天，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，一句话没说。
何春晓后来说，间谍就是无孔不入。你以为最不可能的人，往往就是最可能的人。李凤歌缺钱，缺得都快活不下去了，间谍就拿着钱和药站在她面前。她扛了，可没扛住。
李凤歌被带走那天，在走廊里碰见何春晓。她低着头走过去，走了几步又停下，说了一句：“春晓，你师父是个好人。”然后就被带走了。何春晓站在原地，半天没动。
